sxs 有些人拥有了巨大的畜群，而有些人却一无所有。
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机构更多的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政治形势和生态处境，使得中国共产党呈现出国家化倾向，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渗透社会方方面面。所以，中国式司法能动主义的问题意识与美国恰恰是相反的，在美国是法官个人及其这个集团与现代民主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司法职业化、专业化反民主的问题，而中国是司法民主化反职业化、专业化的问题。
【16】 第二，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不享有宪法和法律解释权。虽然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变化，但并没有有过根本改变。第二，托克维尔的理解，这是一种宪政的理解。在这样的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中国的能动主义溢出了司法的狭窄天地，在法院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有作为，所以这个能动主义就不仅仅是司法的。伊利认为政治过程有时会出现堵塞与停滞，政治内部人有时也会封锁政治过程从而排斥外部人的参与和竞争。
请它纠正一个非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时飞.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任务的变化[J].开放时代，2008（1） 【17】苏力.道路通向城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9-153 进入专题： 陇县模式 司法能动主义 比较研究 。第三、国家法体系去中心化VS国家法体系中心论。
社会科学的兴起似乎打破了这一传统，社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随之为人们重新认识，大量作为事实的法、作为过程的法在国家之外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发现，它们实际有效地调整着人的行动，维持着社会秩序。埃利希认为，当时的法学( 由罗马法演变而来) ———以法律教义学为核心的实用法学倾向脱离了现实，缺乏对事实的科学观察，司法实践被国法观念所支配，非国家法被排斥在法律领域之外。哈氏试图通过对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的重构，使事实性与有效性重合，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法律的正当性问题。第三、研究领域之划界。
在全球化时代，所谓现代社会的法律及其秩序远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普遍同质和整齐划一的形象，法律多元无处不在。{15}53－98因此，法律多元论若要走出整合困境，必须处理法律的事实之维与规范之维的张力，必须处理前者的多样性与后者的统一性之间的张力，而且还必须在根本上说明法律的正当性来源。
在定位问题上，韦伯采取折中态度，即一种介于国家法体系中心论与国家法体系去中心化之间的包容性立场。(二) 出路之探寻 研究路径的割裂使大多数法律多元论者满足于单一的理念、视角和方法，置三重困境于不顾，因此，缺乏想象力的法律多元论被视为一种纯粹描述性或纯粹分析性的工具。塔马纳哈和退宁的早期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法学相关的各种主题，即狭义一般法理学，以批判社会科学路径法律多元论出场，而晚近的研究则借鉴和吸收了更多的社会科学洞见，即转向广义一般法理学。{17}25－29{18}237－272 埃利希在《法社会学原理》中所描述的多元法律秩序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现代法律多元论的雏形: 一切法律团体与法律规范在根本上来源于社会，法在本质上是社会团体之秩序的调整者和承担者; 社会之法、法学家法与国法在同一社会领域之中形成了共存、合作，或者竞争的互动关系，整个法的领域由国法秩序与非国家法秩序共同构成; 活法作为法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借助于社会之法、法学家法、国法三种法律秩序的互动，及其自身的普遍性与易变性，穿梭于整个社会领域，并深入社会生活之中[5]。
伴随上述变化，全球法律多元论者试图在事实与规范、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换言之，法律多元论必须首先解决先决问题进而处理其在学术研究中的附属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张力，方有可能走出划界之困境。第二、深化跨学科研究。第一、经验研究主导 VS． 规范研究主导。
法律多元论最初以 20 世纪中期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为主要背景，欧美国家的法律输出改变了原有的殖民、后殖民社会的多元法律状况，也推动了引入先进法律的非殖民社会的法律改革。格里菲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竭力倡导法律多元论的一般化，他结合穆尔的成果提出一种既能够反映规范的异质性，又能够避免法律中心主义的描述性法律多元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一批优秀学者结合经验研究尝试理论一般化，法律多元论由此进入比较法、国际法、政治学等领域，并且成为各界学者对社会—法律关系加以再概念化的核心主题，{2}其关注点转向非国家法秩序与国家法秩序之间的互动与竞争关系。(二) 法律多元论的启示 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法律多元论作为法人类学、法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出现，并对西方传统法学构成了挑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看待法律的方式。
以包容性国家法体系中心论替代排他性国家法体系中心论，从而解决定位问题; 以法律多元论作为一般法理学的构成性要素来回应定界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在简述法律多元论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困境与出路，并且结合法律多元论的晚近发展状况揭示其启示意义。在哈氏看来，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反复困扰着历代法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这种张力在现代法中既表现为一种事实有效性(sozialen Geltung)与规范正当性(Legitimit? t) 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表现为一种社会的事实性与规范的自我理解之间外在关系。西语中的legal pluralism、pluralisme juridique、Rechtsvielfalt既指法律多元，即两种或多种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或法律秩序共存于同一社会领域中的现象，也指研究该现象的法律多元论[1]。在理性被化约为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形式理性法的实在法更大程度是官僚制国家的一种工具，法律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正当性循环，法律的正当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出版后的30年里，一般法理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限于以分析法学为主导的各种争论，{19}{20}而退宁晚近以来倡导的一般法理学，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视角重新拓展了该研究的领域。
因此，研究规范多元之法律多元论势必要从概念上回答什么是法律这一表明法律性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描述法律功能为何。法律多元论自身性质的不确定同时也阻碍着划界: 即研究者无法确定法律多元论究竟是特定研究领域( 如法人类学、法社会学或一般法理学) 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在这种法律多元中，法律的正当性在分析层面上终归来源于政治权威( 国家) ，但在实际中也可能来源于国家之外的共同体自治。1969 年首次以法律多元为名的研讨会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举行，该会议及其论文集的出版可以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多元论确立的标志。
此三重困境来源于法学和社会学科两种主导研究路径之间的彼此割裂，限制着法律多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潜力，而由此产生的诸问题仍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讨论。这种转变表明，社会科学路径的学者逐步摆脱了地域性限制，并且致力于国家法体系去中心化的法律多元研究。
关于哈贝马斯的区分，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版) ，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3－49页。前者以拉兹、夏皮罗为代表，他们坚守法的哲学研究进路，以国家法为根基，探究法的本质，拒绝借鉴社会科学方法; 后者以退宁和塔马纳哈本人为代表，他们并不提出法的本质主义论断，而是提供一种容纳各种形式的法的研究框架，且不排斥借鉴社会科学的洞见。作为法律多元论主要参与者的法律理论家，自始就认识到三重困境，其应对策略是，以法的规范之维吸收法的事实之维来化解整合问题。第四、社会科学路径( 以社会学、人类学为代表)。
第三、法学路径，即在一般法理学传统下对法律多元的探讨。法律理论家一般站在法律的规范论或规则论的立场，并企图以此涵盖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此三重困境来源于法学和社会学科两种主导研究路径之间的彼此割裂，它限制着法律多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潜力，由此产生的问题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0}在他看来，在缺乏概念共识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家的经验研究很难产生有效的观察和数据收集，而由一种非本质主义法概念———即由人们在社会领域(social arena) 中的共识惯例所决定法的概念———构成的非本质主义法律多元论才是理解并建构情境化规范体系的关键。
{6}，{2} 这类经验研究强调多重法律秩序、法律体系和法律义务存在的事实，并试图从事实中提炼出适当的理论构想，从而反馈给法律实践。他认为，法律即是实在法，它是连接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转换器，承担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的双重职能，{29}4－6这种实在法是法治国诸原则下，以基于交往理性的民主商谈程序，以公共领域的公民自主立法的形式产生的，这种法律既具有事实有效性，又具有规范正当性，既筛选和吸纳了来自生活世界的事实性法律，又能够在法律系统中得到自我理解。
更重要的是，法律多元论的两种主导路径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前者试图将法律秩序或法律权威存在的事实作为正当性来源，后者则试图在实在法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循环中寻求正当性基础，这两种正当化方式已经陷入危机。法律理论家则致力于建立普遍的、一般的法律理论，而国家与法律同构的观念扎根于这种源自法律实证主义的一般法理学传统。然而，部分法律多元论者虽未明确地指出或承认困境，但其研究成果却为出路的探寻标示出了想象的方向。{22}287在理论建构方面，塔马纳哈晚近的研究比退宁的构想走得更远一些，他试图将实用主义、分析法学、法社会学整合在一种法的社会理论之中，其构想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
(一) 社会科学路径的法律多元论 法社会学、法人类学作为新的交叉学科进入政治—法律领域标志着法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起。{32}邓肯·肯尼迪指出，法律多元论为第二次法律全球化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和动力。
{4}2 －5，454 －455而桑托斯则提出一种由居间法制( inter － legality) 构成的法律秩序多元性，即由非正式、非官方的修辞性法律所形成的法制与国家官方法律体系所形成的法律多元。 三、尾论: 前沿与启示 (一) 全球法律多元论前沿 在探索破除三重困境的道路上，三种传统仍在延续，它们各具优势，也各有缺陷。
全球法律多元论借助于世界体系等理论资源，强调从地方、国家、全球三个层面的互动来看待法律多元。法律多元被视为政治权威多元或主权多元的产物，这种在政治思想的脉络中探讨法律多元观念的进路以基尔克、拉斯基等人为代表。
